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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电价高低时，我们想明确指出的是，价格本身的国际比较和占家庭消费比重的高低没有太大意义。由于各个国家资源禀赋不一样，富裕国家可能电价不高，发展中国家可能由于成本高而被迫支付较高的电价。因此评价电价的高低需要看价格是否反映了生产的全部成本。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电力价格在两个方面偏离了成本。尽管在存在众多的企业，电力市场存在竞争，但由于政府没有对发电过程中产生的污染排放征税，污染排放的成本并没有进入电价，因而电价低于其实际耗费的资源。在输配电环节，由于电网的垄断经营，过度投资、X-非效率，以及价值向上下游转移等问题或大或小存在，综合现有的研究成果看，把发电侧的污染成本加上，把输配环节的 水分 挤出去后，电价还是应该比现行的高。

由于中国民众和政府认为用电是基本公共服务，是生活的必需品，因而在制度上建立了工商业补贴居民、城乡同价，以及电网企业承担电力普遍服务的功能。一般而言，工业用电电压等级较高，用电量大，供电成本较低，而居民的用电供给成本较高。相对于农村居民，城市居民的用电规模性明显，运输线路较短，因而供电成本较低。相对于电压等级较低的用户，高电压输电成本较低。与供电成本相悖，在中国的电力价格体系中，工业电价较高，而居民电价较低;城市居民电价较高，而农村居民电价较低;高电压等级的电价较高，而低电压等级的电价较低。

这样的制度安排很难评价。从不好的方面看，由于补贴存在，价格不能反映成本，存在能源过度使用造成的效率损失。从好的方面看，的交叉补贴其实是某种形式的环境税，具有双重红利。电网企业利用在盈利领域(工、商业)的收益来弥补居民，是工业、商业电价对居民电价的交叉补贴。中国52%的工业能耗来自于高耗能产业。通过对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收取高电价，相当于对其征收了环境税，倒逼高耗能产业转型，实现绿色红利。而对居民实行低电价，实际是把从高耗能产业征收来的环境税，返还补贴给了居民，增加了居民福利。交叉补贴这一 环境税 没有经过税收系统，而是直接通过电网系统进行了再分配。

由于电网的自然垄断性质，政府对电力企业的监管一直是电力产业组织的核心内容。国际经验和大量的研究表明，没有有效的监管，电力企业会有三大问题：膨胀资产、X-非效率、价值转移。只要是成本加成高于借贷成本，电力企业总会扩张资产，这就是管制文献中著名的 A-J效应 (管制机构采用客观合理收益定价模型对企业进行价格管制时，由于允许的收益直接随着资本的变化而变化，被管制企业将倾向于使用过度的资本来替代劳动等其他要素的投入，导致产出是在缺乏效率的高成本下生产出来的)。由于没有竞争压力，垄断企业缺乏控制成本的动机，会出现各种人浮于事的状况。最后，电力企业还会以较高的价格采购关联企业的成本，较低的价格向关联企业销售服务。从这个角度看，新的国家能源局成立以后，对电力企业的上述三个方面的监管不仅没有进展，反而出现大幅度的后退。应该说，目前中国政府对垄断的监管效果不佳，原国家电监会的职能萎缩是电力改革走过的 弯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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