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烽精神信仰与艺术巧思催开主义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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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的封面上只有疏淡的金、黑两色线条，素净、淡雅，和狂风暴雨时代革命女性的跌宕命运形成强烈的对比，表达着对历史清白的追寻，对英烈忠魂的祭奠——这就是《主义之花》。7月16日，在北京举行的《主义之花》研讨会上，很多评论家感到“吃惊”、“兴奋”——我们“熟悉”曾写出“茶人三部曲”的作家王旭烽，却想不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她捧出这样一份礼物；我们自以为从小“熟悉”革命故事，却不曾想到，为中华民族解放而献身的女性集合在一起，会如此壮烈又凄美……革命、女性、灵魂、信仰、爱情，到底有着怎样复杂深刻的联系？无疑，在今年众多的、各具价值的革命历史题材著作中，她的面貌分外“妖娆”。她丰富了我们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女性的理解，也提出了很多问题，等待回答。

一份来自女作家的独特纪念

“当大街上只剩下最后一个革命者，这个革命者必定是女性。”国际共产主义的先驱之一罗莎·卢森堡的格言赫然印在《主义之花》的腰封上。奇特，甚至“狂妄”，把《主义之花》的女性色彩张扬到极致。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主义之花》的出版是作家王旭烽献出的独特礼物。这份礼物很厚重，也很珍贵。”作家何建明给出了高度评价。“我注意到王旭烽在叙述中把不同的花作为相对应的艺术载体来描述不同革命女性的性格特征和人生色彩，非常独到，富有艺术感染力，我也从中了解了这些女革命者身上共同的追求——对共产主义信念的忠诚。”作为同行，何建明没有忽略王旭烽的这份艺术巧思。

《主义之花》全书皆用鲜花喻人，呈现出革命者风姿卓越、各领风骚的美丽姿态，成为这部作品最为夺目的外部特征，“花魂”、“芳魂”、“理想之花”是评论家们在谈论这部作品时经常使用的词，认为作者找到了与女性革命者的精神相吻合的物象，突出了整部作品的独特艺术气质，在革命者的“美”上做足了功夫，将外貌之美与精神之美恰切地融合在一起。

“鲜花与女性”，在文学作品中，这样的联系毫无新意。然而，当王旭烽把大量诗意的、美丽的“花语”和女革命者放到一起时，却让很多人感到陌生、富有意味，甚至“震撼”。

“特异新奇、夺目亮丽、别开生面、生花妙笔”，评论家崔道怡用了很多类似的词语强调《主义之花》带给他的艺术冲击。在他的印象里，今年众多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作品中，这是惟一专心致志为女革命家树碑立传的纪实文学。从1907年点燃星火的异国女性蔡特金，到2010年自台湾魂归大陆的“潜伏者”朱枫，王旭烽深情讲述了 位女革命家壮烈瑰丽、伟大雄奇的品性和生平。他感慨地说：“她们是挡不住的共产主义一往无前的体现，是开不败的鲜花香远益清的化身，是最激烈的真理与最温柔的美丽合二而一、水 融凝铸的精神丰碑。”

“在女性成长面临各种问题的今天，这部书的人文价值更为凸显。”评论家何向阳认为，王旭烽写了“大女人”，表现了在历史大事件中中国女性的一种伟大选择。这些女性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却有一个共同点，即在风云际会之中，选择了自我牺牲。“王旭烽在探讨最激烈的与最温柔的女性文化的结合点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女性文化的多样性融合其实是被我们经常忽略的一种研究，王旭烽从家与国、主义与女性这样一个大主题上进行思考，其文学的意义和思想的价值是并重的。”

虽然王旭烽多方探寻，也未找出罗莎·卢森堡这句名言的准确出处，但她却一直在思索其中的深意：是天然的母性吗？因为女革命者保护革命犹如保护自己的儿女，除了理想、情感，甚至还有本能？因为在女性的天性中，包含这天然的革命性吗？因为女革命者是将革命当做爱人来毕生忠诚、为之牺牲的吗？

这样的思考、辨析、求索，贯穿着《主义之花》的整个写作。显然，王旭烽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转述革命者的故事，而是以“同为女性”的视角去展现女性在柔美之外更加动人心魄的力量，拷问革命与女性之间复杂而独特的关系。

她让我们重新思考信仰的力量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这是来自民众内心的革命“集结号”。共产主义，是为着整个人类的、利他的，而不是自我生活的满足。很多评论家注意到，在《主义之花》里，那些奋起抗争的女性，大多恰恰不是为着生计所迫，她们循着知识、正义、自由甚至爱情的召唤，为着民族的、人类的未来而不是自己的利益喋血牺牲。

“她们本来都有比较优裕的家庭生活，完全可以舒适地应对人生，并不像有些底层妇女那样需要付出艰难和血泪来生活。可是，在她们所处的那个社会生活环境中，她们看见了许多阴暗和邪恶，看到很多苦难和血泪，她们希望社会能够走向文明，走向接近自己理想的方向。因此，在她们了解和接触到民主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之后，就将这样的革命视为符合自己精神理想追求的方向道路，然后，就宁愿舍弃优裕的个人家庭生活，去经历凶险甚至生命的牺牲来走向这样的革命斗争活动。她们这种无私纯洁的精神理想和坚毅勇敢的追求，是在她们生活的那个社会生活环境下的文明与现实的选择。”评论家李炳银感慨地说。他特别希望整个社会能从这些革命者的身上反思今天富家子弟的行为，反思整个社会的理想追求。“在如今我们依然有许多重要的国家民族事业需要承担的时候，很多人却热衷于选择自我拥有、享受、逍遥、逃避等行为，这很使前辈失望，令国人不安。而这其中也就说明着王旭烽这部作品的历史现实作用和意义。”

“读这本书的时候，由衷地感觉到作者自己也是一个真有信仰的人，现在这样的作者不是特别多，这也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大问题。我们一年生产长篇小说两三千部，这里面震撼人心的比较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是作者没有信仰。这本书读起来，大家都感觉到比较振奋，也是跟这一点有很大关系。”胡平说。

他批评说，如今很多人都不是“主义之花”了，寻求“利益之花”的比较多，这在文艺创作领域也很突出。“那么多翻拍、新拍的红色题材的影视剧，为什么都赶不上那个老的黑白片呢？看看两代演员的眼神，就知道有信仰和没信仰的区别。现在很多演员是为了‘利益之花’盛开才来拍这类作品，所以无论用多么大的场面，用多么高科技的技术，都没办法弥补信仰的缺失。”胡平提出，当下的知识分子要反思自己的道德底线，不能什么话都说，什么事都做。

评论家李敬泽认为，现在我们常常在狭窄的意义上谈论“人性”，“这件事情我们要人性化处理”，或者“这个东西是人性化的”，当我们用“人性化”这个词的时候，实际上是对人性做了一个偏颇的界定，认为“小欲望、小毛病，这就是人性”。我们应该再反过来问，为了共产主义而牺牲，这不是人性？这是一个人，或者人类为了他的自我完善所做出最具人性的壮举。所以某种程度上讲，我们的文学如果要恢复对人性的全面的、广阔的认识，既要看到人性中冗长的一面，柴米油盐酱醋茶、小欲望、小毛病的一面；也要看到人性中有如此壮烈的一面，有如此英勇和崇高的纬度，这是整个一部《主义之花》用事实，用我们前辈的血和奋斗，富有力量地告诉了我们。

“要完全地了解这些前辈，这些在时间与空间上和我们相隔遥远的人，可能并不容易；但我们至少可以通过他们，进一步了解自己。”吴秉杰说，我们或许还做不到像他们那样为历史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但我们至少应该知道这一切，因为人类理想之花永远绽放。

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要有“个性”

故事雷同、人物类型化、视角单一，缺乏独特的艺术风格，是当下很多主旋律作品令人担忧的问题。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在不断发展，文学如何将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化作艺术之美？如何在前辈作家的基础上，创作出有超越性的作品？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要出新似乎格外艰难。《主义之花》的出现，让我们再次意识到，中国革命历史仍旧是文学的富矿，只要深下去，仍有无限的可能性。

评论家彭程强调，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要给革命者以个性”。“每个人都是有着自己的禀赋个性的，革命者自然也不例外，而且由于具有更为强烈的道义感、献身理想的热情等，他们的个性应该比普通人更为鲜明。只是因为曾经有过的、现在仍然某种程度地存在的观念上的限制，以及常常与此相关的作者内在的自我拘囿，在大量的此类题材作品中，革命叙事往往会对个体描绘造成挤压，使之面目模糊。”彭程认为，《主义之花》较好地描绘出了每位女性革命者的个性，凸显了“这一个”的独特风骨和气韵，从而使个体人物塑造和宏大革命叙事获得了一种较好的结合，使得作品呈现出一种特别的美学面貌。

很多评论家对王旭烽选择的独特角度表示激赏。白烨说，《主义之花》的意义是多重的，可以说是现代革命史，也可以说革命文学史、妇女运动史。它的文本也是独特的，现在我们叫它纪实文学，也可以说是散文，还包括了一些读史笔记，是多种文体的综合。“花”的命名和意象展示了革命者的个性，是一种非常审美的命名，把革命从审美的角度叙述出来了。

评论家吴义勤说：“这是一部报告文学的题材，但实际上很多具体细节方面的处理都是小说的写法，因此我觉得它的文学性是非常强的。”《主义之花》细腻的艺术笔致让很多评论家称赞不已。“它并不是单纯的烈士生平事迹的‘报告’，更是一种‘对话’。报告是单向的，你说我听，空话套话或真假难辨；对话则是一种双向交流、情感共鸣，是源源不断的审美的再生产。把报告变成对话，这就是转化成了文学。”在吴秉杰看来，《主义之花》在根本上就是一部生者与死者的对话。

《主义之花》的艺术表现备受赞誉，崔道怡却细心地体会到了一位女作家背后的艰辛。“写这部纪实的传奇，需要走访多少地方，查阅多少资料，花费多少心神啊！这才有了当年的茅盾文学奖得主献给中国共产党90岁生日的一朵奇葩。”

的确，对作家王旭烽来说，这不是一部靠才气而速成的“应景”作品。很多人物、很多故事，她已经在心里珍藏了20年。抱病在身，烦劳的工作之余，她不断地走访，不断地查阅资料，不断地自我修正，力求能够从灵魂上理解、贴近自己所书写的对象，这才有了美丽的《主义之花》。（刘秀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