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国打工文学与时代共成长

喧嚣城市的一块静土，打工者的一片星空 ，打工站首页上这句朴实而生动的话语道出了无数身处异乡的人们对打工文学的深厚感情。随着改革大潮而来 的不只有打工者，还有他们的点滴，喜怒哀惧的韵律在城市忙碌的节对打击报复、支持纵容会计人员造假账的单位负责人依法处罚奏中酝酿。在这一过程中悄然萌生的打工文学，让无处倾诉的心情发声。

打工文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种以打工者为主体数字绝对让业内人惊讶不已的，以表现打工者的思想情感为主要对象的文学。早在1984年，由深圳市文联主办的《特区文学》 就开始发表一些反映打工生活的文学作品。1985年，文学评论家杨宏海第一次提出了 打工文学 的概念，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很多人质疑打工文学的文 学性，并且预言它只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文学现象，很快就会淡出人们的视野。而在之后的20年里，打工文学作品不断涌现，逐渐发展成为当代文坛一种不可忽 视的力量。

社会变迁催生的文学现象

杨宏海曾将打工文学的发展总结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84年到1994 年，打工文学从萌生到真正发展，10年间涌现了不少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作品，如安子的《驿站 深圳打工妹 》，周崇贤的《打工妹咏叹调》，林坚的 《别城市》，张伟明的《下一站》等；1995年到2000年则是打工文学走上焕发和过渡的第二阶段，打工文学作品开始市场化，打工影视作品和文学评论 开始出现，王十月的打工等成为代表性作品；第三个阶段是从2000年到现在，杨宏海称之为打工文学扩大内涵和健康发展的阶段，打工文学开始进入主流文 坛的视野，王十月的《国家订单》获得鲁迅文学奖，郑小琼的诗获多项大奖，影视界也从打工文学当中吸收了大量资源，推出了电视剧《民工》，还有纪录片 《姐妹》等。

打工文学的兴起与当代社会巨大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评论家贺绍俊说。随着城市化速度 加快，城市需要大量的打工者，而乡村又拥有大量的剩余劳力，正好互相填补，因此乡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他们成为打工者的主要来源，昔日乡村的农民 变成了城市的工人， 农民工 的称谓也由此而来。贺绍俊分析道： 这群打工者不是城市人，却又生活在城市，这种特殊的情况就决定了他们会有不一样的生活方 式和情感体验，那么显然他们会有一些别人感受不到的心情，需要寻找去发声、去倾诉情感的渠道。有很多打工者喜欢自己写一些，这样逐渐地就产生了打 工文学的现象。

从打工文学诞生以来，对于 打工文学 这一概念是否科学严谨的质疑始终存在。贺绍俊指出，当代文学批评有些概念不 一定要去纠正其准确性，因为作为对一些新的文学现象的描述，很多概念体现的是当代文学批评对这些新的文学现象的捕捉和把握，短期内这种描述很难有非常准确 的概念，打工文学也是这样。 当代文学批评很敏感地抓住了这一点来描述打工文学，对打工文学进行总结，从角度来看，打工文学显然是把握住了当代文学的 新现象。

底层叙事：对歧视的批判

打工文学以其特有的视角和笔触反映打工人的生活，因此很多人将打工文学称为 底层 叙事 ，但是这一说法也受到争议：有观点认为 底层叙事 的说法看似美化了打工文学，但实质上有歧视之嫌，还会导致不少作品把关注点局限于打工的艰辛，而 不是更宽广地去关注整个打工群体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底层叙事和打工文学的概念都是当代文学批评对于新的文学现象的描述。底层叙事既是 一种文学现象，也是当代文学反映现实的一种突出的表现。 贺绍俊认为，因为中国的社会在改革开放以后产生的明显的贫富差距拉大，使得很多的所谓的底层者， 缺乏一个表达自己话语权的社会平台。他们的声音很难在政治上得到表述，在很多方面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时敏感地抓住这一点，描写底层者的生活状况，等 于是作为代言人来表达他们的心声，呼唤正义和平等，这典型地体现了文学应有的社会。

那么用 底层叙事 来形容打工文学是不是一种歧 视呢？贺绍俊认为，从社会的角度来说 底层 显然体现了社会的不公平，的社会的确对弱势者存在一种歧视的态度。但是底层叙事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不是歧 视。相反地，文学把社会的不公表现出来，恰好是对这种社会的歧视现象进行批判，站在正义和平等的角度来针砭时弊。 所以底层叙事在文学中的表现恰好体现了 作家对歧视的批判，而把底层叙事当作歧视的解读是不正确的。 他同时也认为，把打工文学看成 底层叙事 有一定的道理，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底层叙事更多 地是作家以 他者 的眼光看待社会的现象，而打工文学的表达者本身就是底层者，他们之间还是有差别的，但是他们表达的社会诉求中有很多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