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震宁还是阅读最重要的

我尝试着把阅读跟科学文化传播的各种方式放到一起比较后发现，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受到高度重视和用力推动的还是阅读。

自从2007年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我作为第一提案人提出《关于开展全民阅读的建议》之后，直到2017年，每一次两会，我都会就全民阅读相关问题提出提案。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我提交的最后一件提案是《关于在我国中小学设立阅读课的建议》。

因为全民阅读事关全民，所以我的每一件相关提案都希望有一定数量的委员联名提出，而每一次邀约都能得到许多委员热情的支持和参与。记得，有一次，一位比较熟稔的文艺界别委员在我提案登记表上签下他的名字后，微笑着对我揶揄道：“聂委员，您总是做全民阅读的提案，是不是因为你们出版社的书不好卖呀？”我笑了。我说：“您说得一点都不错，现在确实书不好卖。不过，书不好卖可不是出版业一个行业的事情。电影票房很重要，剧院演出很重要，小品相声都重要，不过，还是阅读最重要。书不好卖说明国民阅读状况不好，国民阅读状况不好可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大事。不是有一种说法吗？一个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

此后在一些阅读论坛上，我时不时会提起上面这段对话，发现颇能引起一些听众的颔首回应。于是觉得似乎可以进一步思考全民阅读的重要性。

我尝试着把阅读跟科学文化传播的各种方式放到一起比较后发现，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受到高度重视和用力推动的还是阅读。汉代《淮南子·本经》记述：“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说是仓颉创造文字的时候，天上落下粟米，鬼在夜里啼哭。这当然只是一个古代传说。可是，认为人类阅读文字就会“惊天地，泣鬼神”，强烈反映出中华民族对文字发明和阅读的重视程度。两千多年前，孔子在中华民族文化最重要的元典之一《论语》开篇就发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召唤，接着忠告人们“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不学《诗》，无以言”，还特别主张“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等等，十分强调阅读的重要性。我们不妨回想，几千年以降，中华民族世代相传，何曾对阅读懈怠过！耕读人家的对联常常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传统世家的对联曾经有“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革命者的口号“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等震撼人心……

最早提倡全民阅读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首次发出“走向阅读社会”的倡议，1982年又一次发出“八十年代的目标———走向阅读的社会”倡议。如果说第一次倡议主要面向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提出，那么，第二次倡议则面向全世界，因为当时欧美发达国家遭到“电视病”的侵蚀后国民阅读已经处于很不利的状况。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一次提倡全民阅读，设立“世界读书日”，并且发表宣言：“希望散居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们……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理念中，阅读是关系到“散居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

在世界文明史和科技史上，几乎一致的看法是认为我国古代有四大发明中最重要的是造纸术。为什么？因为中国自东汉发明造纸术，使得人类文明成果得以丰富地记载和传承，而这些记载和传承使得人们较早得到了最便利和可靠的阅读。由于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中国古代出版业得到大规模的发展。一直到18世纪中期，汉语出版的书籍比世界上其他所有语言出版书籍的总和还要多。自20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又有了加速发展，出版了大量中外文化科学名著。这些书籍承载着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和人类文明的精华，覆盖到既往历史中各种科学文化内容。可以说，在人类文明的交流和传播史上，目前还没有哪一种交流和传播方式在深度、广度和细致程度能够超过书籍。

阅读的重要性和好处显而易见，可是为什么自古至今还要那么多圣贤不断去提倡呢？为什么现在还需要国家一再加以倡导呢？事实上，阅读总会使得人们比较费力气，比较地容易产生畏难情绪，可是，这又是人类社会发展和个人进步的不二法门，所以需要不断地加以提倡。当今社会，与影视媒介相比较，甚至与其他许多传播方式相比较，书籍阅读受大众的欢迎度显然处于劣势，因为阅读比较费力，不像影视和其他许多传播样式那样来得轻松快乐。可是，阅读，无论是纸介质还是数字介质，只要是文字的阅读，乃是人类最重要的脑力活动，是人们的智商、情商、思维力和想象力得以维持和发展的基本路径。如果阅读消亡，后果不堪想象。每每念及此，我们就会想到国家应当继续加大倡导全民阅读的力度，因为，科学文化要发展，科学文化的各种传播方式虽然都重要，可是比较起来，还是阅读最重要。

昨天上午 （：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