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国徐坤批评的与作家的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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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和提示七：在旅游景点游玩时作家的关系，是一个太过老生常谈的话题，诸种论述，面面俱到，以至于现在的人们已经失去了探讨它的空间与兴趣。为写这篇小文，特地到上浏览，有两篇文章格外引人注目：一是巴金发表于1962年第5期《上海文学》杂志上的文章《作家的勇气和心》，另一篇是周晓枫的杂文《批评家的勇气和作家的胸怀》(见《文艺争鸣》2011第8期)二者跨越不同时代，相隔几乎半个世纪，却道出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彼此相映成趣，成为记录彼时批评家与作家二者关系的鲜活史料。

巴金的文章，是1962年春天心怀战栗时写下的，文中写道：“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着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谁又不怕挨整呢？谁又愿意因为一篇文章招来一顿痛击呢？许多人(我也在内)只好小心翼翼，不论说话作文，宁愿多说别人说过若干遍的话，而且尽可能说得全面，即使谈一个小问题，也要加上大段的头尾，要面面俱到，叫人抓不到辫子，不管文章有没有作用，只求平平安安地过关。”如此令人痛心的话语，如此让人揪心的情形，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作家，无不感同身受。那种假“文艺批评”之名、行政治迫害之实的状况，在我们的当代文学史上曾经漫漶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文艺只强调为政治服务的时代，作家和批评家之间是不可能形成正常的对象化关系的。

时至今日，当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飞速发展，GDP已经排名世界第二，社会和谐人心稳定，文学领域内批评家跟作家之间的关系已发生相当大的变化。周晓枫的文章有了中肯且不失激愤的总结。她从家这“第三人”的角度，剖析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关系，对于双方的人性弱点都做了认真的剖析，认为双方都没有尽职尽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批评家完全成了盲目的吹鼓手，除了吹捧之外见不到一句真实的批评之言。她质疑批评家“把学术探讨变成人际周旋，觉得他们词库里有太多褒义词，却像缺血一样缺乏贬义词的储备。研讨会就像帕瓦罗蒂们演出，比着飙高音，及至失真的海豚音。当批评失去贬义词的时候，就像阳光下的物体没有阴影，只能证明它不是真东西，不过是画在纸上的扁平之物。”同时她但事实是也指出，造成批评家假装集体弱智的实际原因，也是由于作家们的暗中操纵。作家们出于名利心的驱使，只顾求出名图好卖，对艺术和创作的本真缺乏探索和钻研精神，他们变得十分脆弱，只愿听好话，受赞扬，无力去承担也不愿意听到任何批评。这样的批评家是不负的，这样的作家，也是难以进步成大器的。

以上两篇文章，虽来自于不同的时代、出自于不同的身份，但是对于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都是从实践意义上总结出的，因此显得格外真实和真切，对于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回顾和总结二者关系，是极有意义的。时代在变，二者的关系随之在变。从巴金时代作家对批评家的惧怕，到周晓枫时代作家可以对批评家进行操纵，半个世纪过去，可以看到作家逐渐由被动变主动、批评家逐渐成为傀儡和鸡肋的过程。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批评的失真和乏力？我想还是因为时代的转换。当一个商业的电子化时代来临，由于器物和载体的变化，应运而生的是媒体批评和络批评。原先的“学院批评”和“协会式批评”，因其溢美之词过滥而失去其有效性，不能再以其深刻洞见而对创作进行引领，影响逐渐式微，退居边缘不受关心。媒体批评和络式批评能甚嚣尘上，从积极意义上说，媒体、的报道和络灌水帖子因其对作品反应迅捷、迅猛，偶尔露峥嵘时又不乏真知灼见，因而，他们成了这个时代“批评家”的代名词，尤其深受年轻读者待见。另外一个方面，从消极意义上说，也因为前者能有效的把作家作品搬上娱乐版头条，在插科打诨、八卦调笑中解构掉作品的庄严意义，进而赢得读者关注和排行榜的位置靠前；后者基本靠上拍砖谩骂以及僵尸粉数量的吓人堆积来滋养人气和吸引眼球，达到的同样是将书卖得好卖得快的目的。

传统的批评家，除了积攒一些不痛不痒、千篇一律的等腰著作等着评定职称，还能干些什么呢？批评家要想重新赢得人们的尊敬，首先必须坚定自身的道德文化立场，除了加强批评队伍的理论建设外，还要勇于对现实发言，对净化文化环境发挥积极作用。我们尤其希望，在“市场”这个概念甚嚣尘上的混乱时刻，能有批评家挺身而出，指出：“市场的逻辑并非文学的逻辑”， 号召净化周围的艺术创作空气，提倡那些纯粹的，唯美的，优雅的，不单纯以获利为目的的文艺创新。就像墨西哥作家帕斯在《批判的 》里所说的那样，“今天的文学商业被一种单纯经济观点所左右：最高价值就是购书者的数量。赚钱是合法的；为‘伟大的公众’生产书籍也是合法的，但如果中心意图是出版‘畅销书’、娱乐性作品和通俗读物，文学就会死亡，社会就会堕落。”

同时身为作家，我们是不是也要时刻三省吾身，时刻问自己：是否忘记了初走文学创作这条道路时曾发誓要追求永恒、要完成打造艺术作品永久魅力的使命？批评家就应该是那样一群人，那样一群时时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使命的人，那样一群令人尊敬的智者和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