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的户籍改革为何遭到抵触吗

核心提示:去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要求地级市以下市区全部放开户籍制度，但是却迟迟落实不下去，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认为有难处。

在这些年的诸多重大改革中，户籍改革恐怕是最艰难的一项改革。尽管有关方面逐步调整、放宽了婴儿落户随父随母、夫妻投靠、老人投靠子女以及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人员落户等城市户口迁移政策，但客观地说，户籍制度依然是城镇化进程以及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方面实现公平的 拦路虎 ，是多项民生改革的最大路障。

去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要求地级市以下市区全部放开户籍制度，但是却迟迟落实不下去，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认为有难处。中央出台的政策，在落实层面竟然遇到了这样大的阻力，在中国政治生态中是极为罕见的。

那么，为什么中央的这一改革会在地方遇到抵触呢？原因在于，户籍制度并不仅仅是一种身份制度，还直接与教育、社保、医疗等多种福利挂钩，地方政府如果要放开户籍，势必也要扩大城镇福利覆盖的范围。但地方政府目前多数都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尤其在房市调控严峻、土地财政收入缩水的情况下，更是压力巨大。而如果维持现有户籍制度不变，城市可以占有大量外来人口的贡献，却不用全部承担与之相对应的公共福利。

不过，如果仅以此来解读户籍改革在地方的抵触，未免有些简单了。事实上，即便地方政府不需要负担外来人口的教育、社保、医疗等福利，大量涌入的外来人口对于城市管理也提出了严峻挑战。尤其是外来人口的涌入速度不断超越城市道路交通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承受能力时，城市主政者对外来人口 既爱又恨 的心态就会显露无疑。

这就引申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城市的外来人口会越来越多，甚至到了挑战城市人口规划极限的地步，以至于市长不得不通过延缓户籍改革来抵挡城市人 炸的发展趋势？

同时上线 究其根源，还是因为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由此带来的结果是，越是发展水平高的城市，越能够提供给外来人口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而这也使得这样的城市在户籍制度改革之类的问题上，抵触情绪越严重。

顺着这一逻辑推演下去，同样应运而生的还有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的问题。在财权大量上移而事权大量下放的格局之下，一些城市主政者除了需要在现行财政体系内，通过 土地财政 等方式创造收入，还要努力减少不必要的财政支出，这其中就包括外来人口因为获取当地户籍而享受相应福利而产生的财政支出。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会通过反对户籍改革来防止 引火上身 。

这就是地方政府官员抵触情绪的深层原因，这也是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推进艰难的原因。我们需要的是更宏观的政策层面的顶层设计。户籍制度改革不是要让市长们为难，而是要通过各种配套改革，包括征地制度改革、医疗教育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改革，让市长们有条件、有意愿去推进改革。实际上，即使纯粹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户籍制度改革也迫在眉睫。城市用户籍藩篱将农民工们阻挡在城市外，但同时也失去了他们的消费，内需失去了很大的一块。同时，城市管理者们发现，他们在享受农民工为他们服务的红利时，也承受着社会治安问题频发的风险。这就是现代社会的倒逼机制，城市不能永远享受农民工群体的服务和劳动力红利却不愿意为他们付出。从长远来说，终有一天，所有的市长们都愿意并积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这才是城市发展的长远之道。

在过去几年，户籍制度改革总体上有进步，包括上海、深圳、广州等全国数十个城市都已经出台户籍改革的措施。在这些城市，居住证正在逐步取代暂住证，持证者将可享受与当地居民相同的社保、医疗服务、教育等公共服务。在一些城市中，农民工也正陆续被城市所接纳，他们迎来了迟到的尊严。同时，国家正在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社会保障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建立个人终身社会保障号，并尽快实现全国联，这些都为现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加速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