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选校长打破上级任命惯例

中新8月21日电 (邓永胜) 从“公选校长”的新试点，到选拔标准的新变化，再到校长头衔的“职业化”……中国高校干部体制改革正在稳步前行。细数近一年来教育主管部门和多所高校的新举措，不难发现，“公开化、专业化、职业化”已成为贯穿这一改革进程的最鲜明的标签。

“公选校长”打破上级任命惯例

中国教育部在今年年初宣布，2012年要完成50所高校党委、行政换届工作。根据媒体公开报道，截至目前，已有9所部属高校产生新一任校长，另外，厦门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新党委书记也已走马上任。

在此过程中，教育部去年年底首次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两所直属高校——东北师范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的校长无疑是最大的亮点。教育部在选拔要求中明确，“熟悉高等教育规律，有较丰富的办学治校经验”是必要条件。

经过层层选拔，两位“公选校长”在几个月后脱颖而出。今年4月17日，拥有英国朴茨茅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原重庆大学副校长张宗益被任命为西南财经大学校长。两天之后，东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刘益春成功“转正”，升任该校校长。

长期以来，教育部直属高校校长通常由上级部门决定，此番“公选校长”的试点，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由上级任命的惯例，成为大学校长人才选拔的重要方式之一。

同时，在高校因“官本位”而备受诟病的背景下，“公选校长”能否使其脱去行政化枷锁，成为教授治校、学者治校的重要转折，亦值得期待。

除“一把手”外，教育部近年还从直属高校中开展了副校长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工作。目前，已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直属高校开展了副校长的公开选拔。

此外，为深化高校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教育部在日前通报直属高校领导班子建设有关情况时还明确提出，将抓紧出台高校领导综合考评体系，进一步扩大公开选拔大学校长的试点范围，同时完善公选办法。

“职业化”厘清行政与学术纠缠

事实上，要真正做好高校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改革，清除事实上存在的“官本位”积弊，亦非靠 “公选校长”一招所能实现。

对于 “官本位”痼疾，业内专家曾开出“药方”：一方面需要理顺政府与学校的管理，探索校长遴选机制；另一方面，则需要推进校长“职业化”，明确对校长的岗位要求，不能让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纠缠不清。

一年多以来，中国多所高校已经开始了将大学校长从“职务”推向“职业”的探索，而高校“掌门”们也在努力把校长当成一项事业来对待，改变以往多种身份集于一身的状况。

去年3月，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退出“学术道德委员会”引发多方关注。此举直指中国高校以行政为中心，校长、处长、院长几乎掌握学校的所有学术与公共资源，而普通教授、教师却处于弱势位置的尴尬现状。

去年年底，因为承诺担任校长期间“不申报新课题”、“不新带研究生”，湖南大学新任校长赵跃宇一度成为焦点人物。

而在今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新任校长董奇则将“两个不”扩展到“四个不”。他在就职演讲中承诺：在担任校长期间，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招新的研究生，不申报任何教学科研奖，个人不申报院士。董奇表示，要把100%的精力用于学校管理，要用“整个的心”去做“整个的校长”。

曾经，中国高校校长一直延续着由着名教育家和学术权威担当的传统。在新一轮的高校人事调整来看，这一传统也有了新变化。

今年2月，清华大学陈吉宁接任顾秉林担任校长，将大学校长到底应不应该是“学术权威”的讨论推向高潮。很多人惊诧于陈吉宁非“院士”的身份，因为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中国最知名学府的领路人，一定是学术大家，甚至是学术领军人物。

但中组部给予陈吉宁的评价，已呈现出中国大学校长选材风向标的改变——“头脑清醒，思维敏捷，治校办学理念清晰，创新意识较强，有国际化办学视野”。果然，上任之后，陈吉宁以其先进的管理理念、清晰的学校规划思路，给当时的质疑者吃了一颗定心丸：这个校长，虽然不是学术权威，但却是一位懂管理、善管理的管理者。

有媒体分析指出，从这一系列事件中不难发现，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学术权威”的概念在逐渐淡化，以往中国大学校长多从学术精英中选拔的方式正在逐渐改变，具有国际视野和丰富管理经验渐成大学校长的必要条件。

年轻、高学历、交流任职特征明显

此番人事调整过后，部属高校主要领导年轻化、高学历特点愈加明显。校际交流任职已成常态，此前已备受关注的“官员返校任职”现象亦不断出现。

教育部日前公布的资料显示，从年龄结构看，目前785名直属高校校级领导中，50岁及以下占39.9%，51岁至60岁占56.8%，平均年龄为52.5岁，最年轻的党委书记47岁，校长45岁，最年轻的党委副书记37岁，副校长41岁，基本形成了以中青年为主体、老中青搭配的梯次结构。

从学历层次看，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占84.1%，其中，具有博士学位占64.8%，比五年前提高15.9%；一大批有海外留学或进修经历的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比例达到96.8%，有27名两院院士，专业背景基本覆盖了学校主要学科，实现了班子成员的学科互补。

在今年新上任的9位部属高校校长中，有6位是“60后” ，其中4人同岁，均出生于1964年。

与此同时，“新掌门”的高学历特征依旧明显，全部拥有博士学历及教授头衔。大多数人都是毕业后留校任教，随后“学而优则仕”，由学者转身为管理者。 其中，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郑晓静拥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头衔。

他们中，“海归”亦不在少数，大多有着丰富的海外留学或访问经历，视野开阔，对国外一流大学的办学与管理运作经验并不陌生。

譬如，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是英国帝国理工医学院博士后；董奇曾在美国肯特州立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进修；西南财经大学校长张宗益从英国朴茨茅斯大学商学院经济学专业博士毕业……

此番人事调整后，高校主要领导干部跨校、跨地区流动特点突出。在9位部属高校新校长中，有4人系校际交流任职，分别是：重庆大学原副校长张宗益任西南财经大学校长、山东大学原副校长樊丽明任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兰州大学原副校长郑晓静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原副校长韩震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此外，以北大新任党委书记朱善璐为代表的“官员返校任职”现象在去年已颇受关注，这一趋势在今年得到延续。

厦门大学新任党委书记杨振斌此前任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司长一职，而在此之前，他还曾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

北京语言大学新任党委书记李宇明此前在教育部任职多年，调任北语之前，他担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

近年来，高校与政坛之间的人才交流日渐频繁。有媒体分析指出，与“学者从政”一样， “官员返校任职”亦体现了中央旨在优化干部结构、增强工作活力的整体布局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