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国六年前的春天

六年前的春天，有一天，我和儿子去基督教堂对面的食街吃饭，返回时，儿子兴奋地和我说着一件事，边说边嘎嘎大笑。我也笑，同时看见马路中间有一只丢弃在那里的毛绒玩具，我们过来时它不在那里，我笑着走过去捡拾它，弯下腰后才看清楚，那不是玩具，是一只狗，它被撞死了。

我儿子当时就不能开口说话了，我们闷着头往家走，过了一会他说，爸，我不想和你待在一起。那天的天气怎么样，没印象了，那天剩下的时间，我想做一件事，想写下点什么。

我的两个孩子B和S，他们喜欢犬类生命，多年前，我们家曾经热烈讨论过要不要添一个成员，添谁，德牧还是秋田，因为分歧很大，争执了差不多十年。我不是一个纠缠的人，在这件事情上却首鼠两端，直到后来，我终结了这个家庭议案，决定不再添成员；孩子们长大以后的生活我不干涉，但我的家里，不行。孩子们怨声载道，指责我年轻时与狗为伴，却利用极权政治粗暴地剥夺了他们的权利。我没有解释，没有告诉他们，不再年轻的我，难以接受豢养关系，如果生活在丛林中，或者泽地上，它是它，我是我，我们相互为伴，哪怕咻咻地满泥地打滚，甚至要取对方性命，也能够接受，但豢养，做不到。

“马路事件”的第二天，我写完这个故事，关于城市流浪者，猎狼犬“西皮”的故事。故事结束前，有一瞬间，我想继续写下去，不停下来，也许这个故事足够伤感，但我迷上它了。最终我没有那么做，我知道任何事情都有禁忌，无论有什么念头，我都该和它告别了。

那个春天还发生了一些事情，一些对我来说重要的事情，现在它们有一些也许不重要了，或者，它们成了文明多巴胺快速包裹住的创伤记忆。实际上，那一年我还写了另外两个和我不是同种群生命的故事，一只雌性伶鼬“得瑟”，一只泰迪犬“美娜”，前者翻译成了德文，后者被一家电影公司买去了。我还写了一些神秘的植物，它们和我一样，也是这座城市的居民，我们相互为邻，彼此无扰，暗中纠缠。而那一年，我阻止自己的恐惧继续漫延下去的最后手段，是向长沙三维出租车公司的哥李向红开车经过高桥派出所政府提交了一份《关于建立市级流浪犬类留检所及管理机制的建议》的提案。

我在故事中写过许多犬科生命，多少次，不记得了。就在写下这篇文章之前，我刚刚写完一个短篇，在短篇中，我写了一只名叫“豆子”的杂种狗。我和犬科生命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退无可退的时候，我会想象我与它，与它们，或者类似生命的遭遇，在想象中公牛正式签替补后卫和它们厮守一段时间，然后和它们告别。它们帮助我度过了一个个灰色或黑色的日子，让我特别感谢——那会儿，我清晰地知道它们是谁，我是谁，别的时候，我也许做不到，做不好，不能做。

猎狼犬“西皮”的故事不同，它是一次创伤记忆的突兀开启，让我在一次次逃亡过程中遮掩住的破损的皮肤、肌肉、黏膜、血管、神经和骨头暴露无疑，那里甚至有一捧破碎到无法捡拾的精神，我孤立无援，因为不堪而愤怒无比。我无法再像一个无畏的跑酷者，一次次从城市奇诡的障碍物上越过，欺骗自己不是在逃亡——多数时候可以，这次不行，我不想那么做了，我想停下来，折回头去，追踪它，看清楚我的伤口到底有多深。

说到《长江文艺·好小说》，我的第一个中篇小说《孽犬阿格龙》发表在《长江丛刊》上，离开武汉时最后一篇小说《热爱一条狗》发表在《长江文艺》上，两篇都是犬科生命的故事，是我生命中重要时候留下的文字，现在加上一次创伤记忆的书写，似乎是某种暗示，因为这个，谢谢家乡的刊物！

至于B和S，他们是他们自己，我无法决定他们，只能在一个人时，静静地想象他们和他们的犬科朋友幸福的生活，想象他们将要遭遇的那些际遇，实际上，S已经开始了这样的经历。

（：李思）